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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对黎巴嫩进行国家访问的初步调查结果

贝鲁特,2015年4月2日

简介

3月23日至4月2日,我以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身份对黎巴嫩开展了访问。首先,我要感谢政府在向所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专题特别程序发出的长期邀请之下接受了我对黎巴嫩的访问请求。我还十分感谢人权高专办区域办事处良好的后勤、组织和智力支持。特别要衷心感谢来自政府部门、大量民间社会组织和学术界的谈话者,众多宗教贵宾或社群领袖、难民和移徙工人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评价和远见。我们在贝鲁特、的黎波里、安杰尔和扎赫勒进行了许多生动、坦诚和开放的讨论,我在这些交流中获益良多。

今天,我将介绍我的初步调查结果,即我希望提请各位关注的一些主要意见。这份媒体声明不应与最终报告混淆。我的正式报告将于2016年3月呈交至人权理事会第31届会议。在准备报告期间,我将继续参与并致力于与政府和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磋商,以收到关于这些初步意见和印象的更多信息和说明。

有一些人问我:“为什么是黎巴嫩?”鉴于一些邻国正受着明显带有教派纷争特点的大规模暴力的困扰,黎巴嫩宗教社群的状况总体来说还是有好的。人们大体可以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国内也没有发生宗教迫害。黎巴嫩成功地将社会凝聚在了一起,跨越宗教隔阂,建立了应对宗教极端主义病毒的适应力。确实,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更好地理解这些令人震惊的成就的推力为何,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进一步加强大量不同教派民众之间和平的跨宗教共存。

作为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我处理的不仅仅是宗教迫害或强迫。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引用这一人权的完整说法)还涉及限制性影响,社会结构可能对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表达和信仰相关的做法产生影响。此外,除了基于宗教原因的激进歧视形式,它还涉及更微妙的歧视性结构,这并不总能从表面看到,因而需要一些分析。宗教或信仰自由的目的是打造一个包容性社会,让现有和新兴的宗教多样性可以自由且不受歧视地呈现。很明显,这是不断发展着的进程,所有社会都会面对挑战。

宗教多样性的遗产

宗教情况的简短回顾

黎巴嫩最令人吃惊的特色是它宗教多样性的传统,这使得它在中东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几百年来,黎巴嫩都是大量基督教和穆斯林社群的家园。宪法第9条规定,良心自由和在公共秩序一般框架下所有宗教仪式的自由进行受其保护。至今,国家官方承认的信徒有18种。

基督教信徒包括天主教、正教、东方教和福音派信徒。天主教包括希腊天主教、迦勒底人、亚美尼亚天主教徒、拉丁人,特别是将全球中心设在黎巴嫩的马龙尼礼教会。在大量正教会中,希腊正教是至今为止人口最多的教会。黎巴嫩也有东方教——亚述人、叙利亚正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和科普特人——他们都保持着自己独特的传统。大多数福音派教会——圣公宗、长老会、浸信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不同的自由教会等等——在黎巴嫩福音派群体最高议会(Supreme Council of the Evangelical Community)之下合作。一些基督教社群自从黎巴嫩诞生基督教以来就一直存在,但另一些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进入了黎巴嫩。基督教礼拜仪式(包括祷文)、典礼以及教会法传统的丰富性是黎巴嫩独特的遗产。

穆斯林包括逊尼派、什叶派、阿拉维和德鲁兹。与基督教相同,黎巴嫩穆斯林的多样性要高于任何其他的中东国家。不同伊斯兰教教法流派——特别是哈乃斐学派(Hanafi)和贾法里(Ja’afari),它们同时存在。在伊斯兰什叶派的大概念下,有代表着不同群体的十二伊玛目派、伊斯玛仪派和阿拉维的信徒,他们在教义和修行上保留着自身的特点,但都在贾法里(即十二伊玛目派)法院系统下监管各自的个人身份问题。德鲁兹将传统的伊斯兰教义和一些哲学思考以及秘密修行结合在了一起。他们让各自的宗教法院系统更具趣味性。黎巴嫩也有一小群犹太人,略超过100人。

黎巴嫩还有不被承认的宗教社群,包括巴哈伊、耶和华见证人会以及摩门教徒。最近的移民潮将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带入黎巴嫩,他们中的大多数靠从事移徙工人为生。此外,许多黎巴嫩人将自己视为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并就宗教话题发表较为危险的言论,这也不容忽视。一些人公开地称自己为“无信仰者”。因此,黎巴嫩现有和新兴的宗教多样性明显超过官方承认的18种信徒。

对多样性的广泛感恩

黎巴嫩社会似乎一致认为宗教和信仰的多样性应被珍惜、捍卫和进一步发展。我经常听到黎巴嫩没有宗教团体希望国家变成一个单一教派实体,更别说是宗教国家了。不同宗教背景的谈活者多次强调,“其他”宗教的存在让它们在各自的宗教内有了更多的喘息的空间。

基督教和穆斯林或不同基督教信徒或伊斯兰教流派者之间的异教通婚是黎巴嫩很常见的现象,导致了家庭成员的宗教多样性。不同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黎巴嫩人可以合法变更其宗教信仰,可以从基督徒变为穆斯林,反之亦然。不同基督教派别之间或(虽然很少)伊斯兰教分支之间也可进行变更。

黎巴嫩带教派意味的暴力纷争仍相对较少。但我也听闻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可能对黎巴嫩内这两大社群的和平共处产生溢出效应的严重关切。黎巴嫩的宗教迫害情况不得而知。这也得到了不受认可社群成员的确认,比如巴哈伊或耶和华见证人会,虽然他们提出了陈规定型和歧视的特定问题,但同时他们也表示感恩能根据其宗教信仰安全地生活在黎巴嫩。

共同生活在一个宗教丰富的社会

中东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加深了人们的意识,多样性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目前很多东西都岌岌可危。当问到是什么让黎巴嫩社会超越所有的宗教和派别界限凝结在一起,我收到了不同的答案,它们指出了和平共处不同层面的重大问题,所有的都应被考虑在内。

跨宗教的沟通和合作

关于多样性的讨论经常提到的一点就是跨宗教对话。上周,我参加了在占豪尔圣母学院(Collège Notre Dame de Jamhour)举办的关于圣玛丽报喜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精神相遇”跨宗教庆祝活动,当时基督教和穆斯林贵宾象征性地表示他们对共同的宗教源头相互感激。典礼开始时一名穆斯林神职人员伴着教堂的钟声吟诵了《古兰经》的经文。不同宗教背景的年轻学生一起跳了舞,以表达他们对于共同抗击以宗教为名义施行的暴力的决心。

在与不同社群的宗教领袖会面时,我听到了许多关于跨宗教对话的承诺,旨在形成欢乐和合作的氛围。跨宗教对话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宗教领袖会定期举行峰会,期间他们会特别讨论共同感兴趣的政治议题。根据基督徒-穆斯林对话委员会(Christian-Muslim Committee for Dialogue),宗教领袖间的合作将进一步被体制化。ADYAN基金会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内推动跨宗教和跨文化的沟通,以发现形成开发“包容性公民身份”的共同价值和兴趣。其他对话项目旨在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难民。Maan是将神职人员和俗人联合在一起的民间社会组织。他们中的一些人共同支持鉴于囚犯的精神和社会需求。通过监狱内的合作,他们向那些因为生活状况和缺少希望而可能沦为宗教激进化受害者的个人伸出援手。

因此,跨宗教对话项目有非常不同的目标,象征性或更实际的目标,比如一致发声并抵御以宗教为名义的暴力。无论如何,跨宗教接触如果能基于尊重定期进行,可以促进不同宗教和派别之间可持续信任的产生。即便是在关系可能暂时性变得紧张的情况下,人们也还是可以彼此沟通以避免严重的误解。为扩宽宗教合作的基础,让在这类项目中代表性仍严重不足的妇女以及年轻一代更多地参与其中十分重要。

日常文化

另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因素是共同生活的日常文化,通常宗教差异不被重视甚至不被提及。许多黎巴嫩年轻人在宗教多样化的家庭中长大。上学后,他们的邻座可能信仰不同的宗教,这可能永远都不会是什么问题。专业合作和共同的经济利益可能创造超越宗派界限的联系。此外,许多人居住在不知道其邻居信奉何种宗教的住宅区,他们可以共同欣赏文化表演或体育赛事。

我多次表示,反抗极端主义在黎巴嫩很自然。一些谈话者提到了人们不愿被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行为恐吓,要捍卫他们特定的生活方式的决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人援引了黎巴嫩语里的“生活乐趣”,将其作为对抗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主义组织末日般言论的良方。

黎巴嫩公民身份

另一个让黎巴嫩团结在一起的有利因素是共同的黎巴嫩公民身份。黎巴嫩认为自己是一个基于共同公民身份而非特定宗教教义的公民国家。已就公民结构需要保留且要做很多来进一步发展它达成广泛共识。这包括目前关于接受黎巴嫩近代暴力冲突历史(在1975年至1990年的内战中达到高潮)、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努力。

民间社会组织在黎巴嫩非常活跃,致力于在不同宗教和教派背景下开拓就政治议题进行合作的空间。很明显,教育系统在推动包括人权在内的“公民”原则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也是黎巴嫩宪法的基础。

权力的分享和“平衡”

很多关于宗教社群关系的讨论都会提及“平衡”一词。通常还有“均衡”一词,它们的比喻义类似,行得通的“平衡”做法似乎较好地反映出了黎巴嫩人管理其宗教多样性社会的方式。根据特定的背景,“平衡”一词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在不同社群中分享权力,特别是基督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基于对各个社群核心利益的尊重建立信任;通过避免不必要的挑衅尊重宗教禁忌;注意特定的挑战,不单单是人口上的挑战,这可能对当前的友好相处体系构成威胁。如何维持现有的平衡或均衡的关切也在关于最近涌入的叙利亚难民的讨论中被代表性地提出。

像“平衡”或“均衡”这样的概念似乎代表了处理多样性问题中实际或同时有些谨慎的方法。从一方面来看,对宗教间平衡的尊重也展现了对其他社群核心利益的开放,也能避免权力的垄断。从另一方面来看,微妙的平衡或均衡方式还可能固化现有的结构,因为害怕对现状深远的变革可能会破坏黎巴嫩跨宗教友好相处的传统。

跨宗教友好相处发展的挑战

宗教多样性的不稳定因素

对宗教多样性的欣赏盛行于黎巴嫩,但不总是平等地包括所有社群。未被承认教派的信徒,比如巴哈伊和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虽然大体上享受着忏悔和从事其信仰活动的自由,但在试图打造能让其巩固社群生活的基础设施时仍面临着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被承认的一项信仰之下正式注册,但事实上他们已不再信仰这一宗教,这可能导致不安甚至是自我背叛的情绪。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表达了同样模棱两可的感觉。他们一方面喜欢黎巴嫩开放的环境,人们通常可以自由地表达宗教批评,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对被囿于封闭的被承认宗教系统有些失望,为了不失去就业和其他社会机会,他们只能保持不变。最近进入黎巴嫩的宗教组织成员,比如佛教徒,其存在或多或少地被忽视。

即便是在被承认的宗教系统下,社群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总是那么轻松。比如,异教通婚所引发的复杂问题(如无效、离婚和抚养权等)有时会导致不同基督教派别之间的对抗。此外,其他教会成员怀疑一些福音派教会参与“改变信仰”,这一指控是福音派群体最高议会明令禁止的。我听到过字里行间明显透着反闪米特人信息的激进言论。阿拉维宗教领袖认为他们被当前的系统所歧视。他们不能管理自己的宗教法院,他们的个人身份问题在贾法里法院下被处理。稍小社群的成员有时觉得被排除在跨宗教对话项目和公共仪式之外。此外,社会还存在非常切实的忧虑,即人口构成的变化长期来看可能打破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现有的均衡,不论两者所有的内部多样性,它们大体上被视为黎巴嫩主流的两大宗教社群。

我要强调,即使是那些对黎巴嫩不同宗教社群间的关系存有疑虑的人都使用了相对积极的措辞进行描述,特别是在与其他中东国家进行比较时。

敏感宗教和历史问题

正如以上提到的,被频繁提及的信仰间“平衡”或均衡显示了对多项宗教敏感问题采取谨慎态度的广泛医院。这种谨慎的方法虽然有很多优势,但也会招致一些限制性措施,包括看似与黎巴嫩普遍盛行的开放公共讨论格格不入的事先审查措施。显然,宗教领袖的意见在有关宗教敏感性审查方面的讨论中得到积极征询。

此外,各方似乎不愿解决与黎巴嫩1975年至1990年内战中的暴力冲突史相关的复杂问题。虽然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是多项政治因素而非宗派争斗引发了战争,战争明显对宗教社群产生了深远的溢出性影响。一些与教派团体相关的政客积极参与杀戮甚至是大屠杀,而所有社群仍怀有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官方的教材和课程目前并未覆盖最近这段历史中特别令人伤痛的部分。该国也没有一本统一的历史教科书。有些对话者认为黎巴嫩的宗教间共存不仅基于公开对话,还基于一些“禁忌”,因而严肃的跨宗教沟通通常被人们基于避免的敏感问题所阻碍。这还可能会影响到对共生问题的广泛提及的深刻性和可信性。

为了促进和巩固社区间的信任关系,黎巴嫩社会将必须应对其最近历史的复杂遗留问题。痛苦的集体叙事,尤其是当只在封闭的圈子中讲述而不接触其他群体的反面叙述时便可能成为滋生怨恨和互不信任气氛的温床。从积极的方面讲,在社会中构建更多信任的先决条件便是探讨敏感问题的可能性,而无需畏惧一旦划开表面,“过去的幽灵”便将立即爆发。

当然,解决创伤性集体经历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只能在基于广泛参与和直面所有可怕事实的真诚尝试时才能成功。民间社会组织已开始为这在黎巴嫩成为可能铺路,例如,国际过渡司法中心(ICTJ)便承担了一项在服务普通公民的同时加强群体间交流质量的重要任务。此外,我还有机会听到了来自私立和公立学校,参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在教育部支持下举行的“教授分裂的历史”项目的学生们的意见。我在参与这项举措的学生们所做的海报展示中看到的承诺是十分感人的。

分裂的社会因素

教派间的有意义互动自然取决于人们定期而不甚刻意地进行会面的可能。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在国内各地有很大不同。虽然在一些住宅区中,来自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们能密切生活在一起,其他一些地区则居住着某种特定的宗教信众。来自更高社会阶层的人们看似更可能生活在混合的宗教环境中,包括在他们的商业交易、工作场所或就业中。因此,社会和经济隐私似乎也对宗教间共存的质量具有巨大的影响。

这还明显地体现在教育系统中。这方面的主要差距存在于私立和公立教育之间。虽然黎巴嫩只有45%的学校是公立学校,其就读学生只占到总数的30%,这说明了私营学校教育在黎巴嫩的地位。大多数私立学校都由宗教社群,尤其是基督教社群运营,它们通常享有较高的声誉,但学费也十分高昂。相比之下,虽然公立学校是免费的,其声誉却较差。它们中许多都是面向经济困难的家庭开办的。

私立学校经常吸引来自不同宗教社群的学生,如果他们可以负担学费的话。许多基督教私立学校有穆斯林和基督教学生,甚至有一些基督教学校中大部分学生都是穆斯林。这说明并强化了社会中的普遍开放态度,并进一步有助于促进来自多样教派背景的学生之间的关系。与之相反,一些地区的公立学校中通常只有或主要包括一种教派的学生群体,取决于其具体地区。教育系统高从而强化了经济层面的影响,导致一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被剥夺了在学校教育中获得宗教多元性的积极经历的集会。由于学校教育中的经历对塑造人们的人格具有主要作用,这是一个亟需结构性改革的方面。

性别相关的歧视

据报告,一些私立学校实行着相当严格的服装规定,这主要影响到妇女和女童。根据各自学校的方向,这些规定可能要求或禁止佩戴伊斯兰面纱,可能未对个人表达的宗教认同予以适当的尊重。然而,各个学校的情况有所不同,且似乎不存在共同的模式。在此方面,公立学校的政策通常更为宽松,虽然这大多取决于当地校长的决定。

虽然妇女也参与了一些宗教间对话项目,尤其是那些由基于信仰的民间社会组织发起的项目,她们在更传统的背景下通常只能黯然缺席。人们通常提及的宗教间“兄弟情谊”(一种几乎从不会被质疑的说法)明显反映了妇女的被边缘化。她们在宗教间对话背景下的代表性不足进一步反映了她们在许多(并非所有)宗教社群中的从属地位,其中的领袖角色仍只为男性保留。

宗教家庭法和法院已成为一个公开争夺的领域,其中的宗教自由问题和与性别相关的歧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同样参见以下第五条)。这取决与许多复杂的细节,例如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忏悔登记,妇女在多项重要问题方面受到不同等级的歧视,例如离婚、抚养儿童或继承等。在混合宗教婚姻中,通常只有丈夫的告解被承认为决定合法离婚的标准。

政治信仰主义

以保存现有宗教间“均衡”为目的的谨慎“平衡”在各种社会领域都有表现,例如劳动力市场,公共服务部门,尤其是政治体系中。虽然塔伊夫协议签订后,黎巴嫩宪法中加入了克服政治信仰主义的承诺,正式和非正式的宗教配额仍在塑造着人们的期望、心态和职业。人们常常对传统上为马龙教派保留的共和国总统职务自2014年5月开始空缺表示担忧。

在有关该问题的讨论中,大多数人认为现有制度既有优势又有劣势。它一方面构建了宗教和社区之间的稳定和可预测性,这在中东地区非常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当然可算作一种优势。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会削弱共同公民身份并加强政治分化。

社会和政治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官方认可的宗教社群的从属关系的事实有时可能导致被一些对话方直接描述为“精神分裂症”的情况。例如,公开自我认定为非信徒的人们在申请社会中一些职位时仍不得不提及他们的最初教籍。一些未获承认的宗教社群成员仍被登记为正教或天主教。关于正式成员资格和实际信仰之间差距的例子不甚枚举。其结果便是很多人(至少在一些情况下)获得了假装皈依某种他们已经摒弃或者改换的宗教的动机。虽然一些人不介意这种游戏,另一些人则认为这违背了道德和宗教真实性原则。

从宗教或信仰的角度而言,该情况产生了许多问题。宗教成员身份与政治、社会和经济机会的密切关系意味着许多人不得不以宗教作为获得某些服务或职位的“门票”。而信仰与体系不合的人们则面临着两难境地:他们要么不得不背弃真实信仰使用宗教“门票”,要么可能丧失一些社会中的集会。保留地说:他们可能不得不从自我背叛和自我边缘化中作出选择。根据塔伊夫协定,将政治和社会机会与宗教成员身份分离开来可能也有利于宗教或信仰自由。这可能有助于创建一个基于共同公民身份的开放和包容性社会,使得宗教多元性能够公开、真实和不受歧视地彰显。

目前威胁消灭一切宗教多样性的中东宗教极端主义浪潮可能强化以下焦虑,即缺乏非正式或正式配额的大多数决可能影响或削弱黎巴嫩宗教共存的遗产。这种担忧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不受限制的多数决并非取代目前政治教派体系的唯一可靠途径。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都建立了复杂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基本权利、个人和社区都获得了不受歧视的保障。以一个能更一致落实的基于权利的促进多元化的方法来代替一个基于配额的保障多元化体系可能是从长远上更有利于保护黎巴嫩遗产的方式。

关于世俗婚姻的辩论

宗教法律和法庭的作用

虽然黎巴嫩本质上是一个世俗国家,关于个人地位的问题,如结婚、离婚、子女抚养权和继承等问题都是基于宗教法律在宗教法庭上处理。基督教各教派运营适用于其各自教法的教会法庭。与此相似,穆斯林也使用伊斯兰教法法庭,分别在哈乃裴派(逊尼派)和贾法里派(什叶派各社群)的监督下运作。因此,黎巴嫩宗教多元化本身也体现于多样的宗教法律和法庭上。那些不属于现有宗教法庭体系中,或不希望被纳入其中的人可在外国缔结婚姻,之后再在黎巴嫩登记。1960年引入世俗婚姻的塞浦路斯便为许多夫妇提供可负担且可用的替代方式。但当他们返回黎巴嫩时,穆斯林夫妇(即夫妻双方都是穆斯林)的个人地位事务仍将在伊斯兰教法的相应规定下受理。

终止世俗婚姻登记

近年来,处理个人地位事务的体系不断遭到批评。妇女权利活动家和“法律议程”等非政府组织都对与性别相关的歧视提出批评,这些歧视虽然程度不同,但却结构性地体现在各种版本的教会法和伊斯兰教法中。其他人认为不得不出国缔结有效婚姻令人感到尴尬。此外,即使是在外国结婚也不能满意地解决与离婚、监护权或继承相关的争议等所有复杂问题,而在外国结婚的穆斯林夫妇也无法避免被伊斯兰教法法庭受理。

在过去几年中,一些夫妇已成功地争取到在黎巴嫩登记世俗婚姻——即在宗教法体系之外的婚姻的权利。虽然没有一份正式通过的黎巴嫩世俗婚姻法使得这种登记的法律基础存在争议,他们的世俗婚姻被认为时有效的。然而,由于内政部长拒绝在黎巴嫩登记任何世俗婚姻,这种做法最近被停止了。

呼吁法律改革

在许多讨论中,我感到了人们对婚姻法领域改革的开放态度,尤其是在宗教知名人士和许多宗教社群的忠实信徒之间,基督徒和穆斯林都不例外。事实上,黎巴嫩缺乏世俗法选项还造成了宗教或信仰自由方面的问题。例如,希望结束不幸福婚姻的天主教徒往往令人惊讶地皈依伊斯兰教,有些人也可能皈依其他具有更宽松的离婚制度的基督教派系。可以肯定的是,存在一种法律上的世俗婚姻的替代方式并不会解决基督教法对婚姻不可分离性的严格理解。但这至少使得人们不会转向另一种完全不信奉的宗教。一些人在正式皈依伊斯兰教后又希望回到之前的宗教社群。那么“皈依”在这种情况下又意味着什么?人们当然不会贸然怀疑其他人皈依的真实性,有关人们身份问题宗教法律制度在此方面确实存在问题,因为它将宗教和法律动机混为一谈。应该提及的是,在特定案例中,伊斯兰不同派系之间也有互相皈依的情况,例如从逊尼派到什叶派,以期从对家庭构成更有利的继承规定中受益。

那些希望保留现有的宗教个人身份法体系的人们将其看做保证宗教多元性稳定的维系。虽然同意其中隐藏的动机,我个人认为存在对每个人可用的世俗婚姻选择并不一定会削弱宗教多元性的传统。反对者可能是正确的,到头来,宗教只是一种信念问题,它能在自由的气氛中最好地蓬勃发展。关于宗教问题不应掺杂强制的观点在大多数宗教传统中都可以找到,而这种观点也存在于享有宗教或信仰自由的人权核心,更是以更加微妙的形式存在于法律规范的执行机制中,婚姻和子女监护权等非常重要的问题可通过这些机制受到基于已有信念的规管。 

更大范围的区域动态

以宗教为名犯下的暴力

在中东和其他地区,我们正在目睹超乎想象的残忍行为,它们影响着数百万人。当我们用“野蛮”来描述这些行为时,我们似乎在暗示,它们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脱离我们当前的世界。然而,它们是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犯下的,这些人清楚地知道如何利用最先进的通讯技术,如何迎合国际媒体的窥视欲。在紧邻黎巴嫩的多个国家,绑架、杀人、大规模驱逐和流离失所日复一日地发生。其中许多暴行都是以神的名义犯下的。对宗教启示进行极端的、末日论的解读确实会成为暴力升级的因素,不过通过更近距离观察,中东冲突的大多数潜在原因很明显主要在于政治。这些因素包括地方性的腐败;缺少善治;对公共机构的公平运作失去信任(甚至是司法机关);有意义的族群间交流中断;教育系统内部的失败;困难的历史遗留问题;全体人口中的很多阶层日益贫困;在体制薄弱的国家内发生代理人冲突;普遍的雄性文化和许多其它问题。

我们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看到的剧变明显对黎巴嫩产生了深远而直接的影响。许多与我讨论这一问题的人士都强调,目前的迫切问题无非就是民族、其独特的宗教多元化遗产和跨宗教与教派的共存文化的存亡。

叙利亚难民

当前区域战争对黎巴嫩最显著的影响是叙利亚难民的大批涌入。据估计,120万至150万叙利亚人在逃离叙利亚内战暴行后于近期在这个小国避难,而它已经收留了数十万巴勒斯坦和伊拉克难民。在对该问题进行讨论时,认为占叙利亚难民绝大多数的逊尼人可能破坏教派“平衡”的政治关切是一个非常切实的问题,政府也似乎迫切地想要阻挠难民的进一步涌入。在此背景下,该国尚未发生黎巴嫩公民与叙利亚难民的重大冲突可能更加令人惊讶。

绝大多数叙利亚难民尽管已通过难民署进行登记,却未能获得在黎巴嫩的居留许可,这阻碍了他们的自由行动。许多人生活在非正规住房中,条件令人难以忍受,他们几乎不知道如何熬过下一个冬天。约75%的叙利亚难民儿童在实现教育权方面遇到困难——尽管政府已作出某些努力,减轻其进入公立学校的难度。

除了联合国机构,地方行政机关、非政府组织和宗教社区也提供了特定的人道主义援助。例如,私立的宗教学校已经接收了难民儿童,且没有对常规的学费作出要求,这一状况极大地消耗了它们的资源。一些私立宗教学校专注于本宗教社区内的难民,还有许多宗教学校则接纳属于各宗教谱系的难民儿童。不幸的是,外部补贴十分稀缺,一些外国捐赠方最近减少甚至撤回了它们的财政支持。国际社会明显有责任尽最大努力,克服这一可悲的状况。

叙利亚难民能够、也确实利用着身边的宗教设施。前往清真寺和参与祷告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问题。然而,当他们试图埋葬死者时,他们却面对着缺少墓地的情况,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尚未设计长期的解决办法。

移徙工人

至今为止,人们极少关注居住在黎巴嫩境内的数万移徙工人的宗教信仰和做法,他们中有许多人来自非洲和亚洲国家,如埃塞俄比亚、菲律宾、孟加拉国或斯里兰卡。特别地,在私人家中做工的人们在社会中几乎隐形,往往受到很大程度的忽视。缺少政治和社会支持导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容易受到剥削和侵害,尤其是妇女或女童。有时,移徙工人的子女很难就读公立学校,而私立教育的学费几乎是不可负担的。因此,妇女可能面临着两难境地:把自己的子女送回家乡的亲戚处,或失去即便是最低程度的就学机会。

那些与我分享经验的移徙工人在表明和践行其宗教时并未遇到任何问题。一名受访者曾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呆过一段时间,此人证实,黎巴嫩的宗教自由标准相对较高,对移徙工人也是如此。他们可以加入现有的宗教社区或开办自己的教会,这些教会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提供宗教仪式。一些宗教社区通过为私立宗教学校提供学费补助,从而支持移徙工人子女的学校教育。

由于出现了与工作相关的移徙,佛教已成为黎巴嫩境内一大被人忽视的现状。尽管还没有相关数据,但现居该国的佛教徒人数估计已达到数万人。根据收到的信息,黎巴嫩还不存在一座佛教寺院,不过据悉相关方已提交了请求,希望获得用于建造寺院的场地或土地。很明显,很多居住在黎巴嫩的佛教徒已皈依基督教,这是黎巴嫩宗教格局不断演变过程中另一个被严重忽视的特征。

结语

在黎巴嫩,人们可以自由地用其认为合适的方式表明和践行各种宗教和信仰。皈依其他宗教是可能的,也确实是一种现实——这和许多其他中东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人们也可以对其信仰作证,并参与传教或“宣教”(dawa)活动。宗教多样性是一个清晰而响亮的事实,教堂和清真寺往往毗邻而立,钟声有时与穆斯林呼唤祷告的声音混在一起。一些黎巴嫩人公开宣称其是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并从整体上对宗教表达批判性观点,这大体是值得称赞的,在开放的社会中也很自然。

黎巴嫩的多元遗产制衡着教派同质化的激进议程——后着就是困扰其多个邻国的问题。几百年来,宗教间共存的文化已经浮现,如今它正在帮助培养适应力,抵御对宗教传统的极端解读。由于通婚,许多家庭接受了不同宗教来源的人。许多人在生活、学习和工作时跨越教派界限,这种情况很自然地培养了对共同兴趣的探索。

当我们讨论着如何在外部威胁和内部挑战面前保护和进一步发展宗教多样性时,我感受到了令人惊讶的改革意愿。至少对照以下这种刻板的期待,它似乎是“令人惊讶的”:宗教领袖和信仰群体成员希望维护宗教-政治现状,而改革的要求往往留待持“世俗”观点且不太关心宗教的人们提出。然而,我也在宗教领袖和社区成员间感受到一种较强的意识:当前的体系——宗教身份和社会或政治机遇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交织——可能会导致某些情况,削弱宗教启示和规范的可信度。如果解开宗教忠诚、政治派别、社会地位和社会机遇之间的紧密网络,或许就能增进共同公民身份的机会,同时确保宗教启示内在的魅力和说服力能够自由发挥,且不与非宗教的有利刺激相混合。同样,我也感受到了在黎巴嫩引入民事婚姻选项的较强意愿,借此用更坦诚而公开的方式为现代生活的现实提供便利。此外,在与宗教领袖和贵宾的讨论中,我很少听到他们由衷而明确地维护现状。如果对黎巴嫩的民事婚姻选项会破坏现有宗教多样性存有担忧,这就实实在在表明了对宗教传统的内在说服力缺少信心。

为了在这个日益复杂的地区中保护和进一步发展黎巴嫩的宗教多样性遗产,宗教社区和民间社会组织一定要更密切地合作,基于对人权的共同承诺——包括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建立信任。我很欣慰能看到在此方向上充满前景的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