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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找到身份:阿根廷的家人团圆治愈了多年的痛苦


早在吉耶尔莫出生前,他的父母就在阿根廷军事独裁时期被迫失踪,他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对这些灰暗的事实一无所知。

“成年后,我开始怀疑我的身世和自称是我父母的那一男一女。”吉耶尔莫表示。

名为五月广场的祖母们(Abuelas de Plaza de Mayo)的民间社会组织从1977年以来就一直在寻找吉耶尔莫这样的孙辈,让他们与家人团聚。

在1976年至1983年阿根廷军事独裁时期,强迫失踪对那些不知道亲人下落、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的人来说构成了心理酷刑。

截至目前,从1990年起得到联合国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支持的五月广场的祖母们已经让119名孙辈与家人团圆。它为基因测试提供资金支持,充分利用阿根廷在回归民主之后于1987年建立的一个DNA数据库,帮助识别在独裁时期被偷走的孙子孙女,而这种偷盗做法原本是为了打压反对独裁的青年。

“军方通常不会处决孕妇——孕妇被关在五月营地(Campo de Mayo),这是一个秘密军事拘留中心,新生儿会在这里被带走,随后又通过非法领养‘失踪’,因而它变得臭名昭著。”吉耶尔莫表示。

“2007年,我正在观看寻找身份(Televisión por la Identidad)电视节目,节目依靠祖母组织的搜寻工作,利用DNA测试让孩子与家人团圆,当时我听到一例案件,我知道它说的就是我。”他接着说道,“我开始哭,我女朋友说服我前去国家身份权利委员会(CONADI)。”

吉耶尔莫的经历只是《从惊恐到治愈: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基金支持的救命之旅〉*这份新出版物中的九个故事之一。

联合国酷刑基金由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管理,今年迎来了它的35周年纪念。

这份出版物提供了一个坦诚的视角,反映了酷刑受害者和帮助其重获尊严并寻求康复、真相与补救的专业人员的经历——这条道路经常持续多年。这些故事从基金会支持的各个组织处收集而来,这些组织每年为大约5万名酷刑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直接的医疗、心理、社会和法律康复服务。

2007年12月,吉耶尔莫前往国家DNA数据库(BNDG)。但答案并没有很快到来。四个月后,他得知,他的基因档案与数据库中储存的所有家庭团组都不匹配。接着在2009年,国家身份权利委员会请他与主任进行了一次感人至深的会面。

 “她眼含泪水,告诉我关于我家人的故事。”吉耶尔莫说道。

“核实我的身份用了两年,因为当时没人知道我母亲在1979年10月17日与我父亲一起被捕时已经怀孕。因此她的家人没有储存他的DNA。然而,一名幸存者站出来说,我的母亲的确在拘留时生过孩子。因此,他们向我父母的兄弟姐妹——也就是我的叔伯姨婶——求得血液样本,它们可以证实,我是马赛拉·摩尔费诺(Marcela Molfino)和吉耶尔莫·阿马利亚(Guillermo Amarilla)的儿子。”

吉耶尔莫的父母1973年结婚,在被逮捕前育有三子。

“我就是这样在29岁的时候得知我有三个兄弟和一个大家庭。我们在祖母组织的驻地第一次相见。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我知道,这次拥抱是永恒的。”

1981年以来,由日内瓦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管理的基金会已向630多个组织资助了超过1.68亿美元,这些组织给酷刑受害者提供了直接的医疗、心理、社会和法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