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和平与安全

冲突和不稳定局势恶化了歧视妇女与女童的已有模式,使她们暴露在受到人权侵犯的高风险之中。

  • 冲突能导致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被人接受,包括任意杀害、酷刑和残伤肢体、性暴力以及强迫婚姻。妇女和女童越来越成为性暴力的首要目标,包括以此作为战争策略。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也在冲突后的社会中大量发生,这是因为法治的整体崩溃、小武器的流通、社会和家庭结构的破坏以及性别暴力的“常规化”并成为已有歧视的附加要素。
  • 贩运妇女和女童的现象也在冲突期间和冲突后加剧,这是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破坏,严重的暴力和强烈的军国主义思想。另外,冲突能制造与战争有关的、对妇女进行性剥削、经济剥削和军事剥削的特别需求。
  • 如果不向经历过斗争、冲突与不稳定局势的人民提供必要服务,就会对妇女和女童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女童在获得教育方面面对着额外的障碍,这是因为她们害怕针对性袭击和威胁,还往往必须承担额外的护理和家庭责任。由于家庭存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妇女,她们被迫寻找其他生计来源。获得保健等基本服务,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妇女,可能会受到破坏,妇女和女童会面对更严重的意外怀孕、母婴死亡与发病、严重的性和生殖伤害以及感染性传播疾病的风险,包括可能由冲突相关的性暴力造成。
  • 境内流利失所也有具体的性别层面。境内流利失所妇女可能会不成比例地受到在流离失所过程中失去生计的影响。比如,她们或许因为失去土地和牲畜而无法维生。失去住房和土地也会不成比例地影响妇女,比如,这可能由妇女无法拥有房产权所导致。其他主要人权问题包括不公平地享有援助、教育和培训。境内流离失所妇女往往无法获得适足的生殖健康护理服务和对策,因而会遭受暴力和虐待、性和劳动剥削、贩运人口、强迫雇佣和绑架。这些妇女也往往被排除在决策进程之外。
  • 妇女在冲突防范努力、冲突后过渡和重建过程中遭到排斥已成为国际社会关切的问题。

妇女和女童不仅应该被视为冲突和不稳定的受害者。她们历来就有、并继续拥有斗士的身份,并作为有组织的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作为人权维护者,作为抵抗运动的成员和正式与非正式和平建设和恢复进程的积极分子。冲突后的局势和改革可被视为一个机遇,用于转变冲突前的社会结构与规范,从而确保妇女享有更多的人权。

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号决议,承认了武装冲突对妇女和女童不成比例的独特影响以及妇女在和平建设努力中的作用。2008年,安理会通过了第1820号决议,承认性别暴力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一些后续决议,即1888号(2009)、1889号(2009)、1960号(2010)、2016号(2013)、2122号(2013)都聚焦于预防和响应冲突相关的性暴力,并为此建立了多个机制。 它们还重申了妇女在预防冲突与和平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并敦促制定战略,解决妇女和女童在冲突后局势中的需求。最后,它们呼吁采取具体的努力和措施,将性别融入维护和平、建设和平与恢复的所有方面。

2013年10月,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通过了第30号一般性建议,它为《公约》缔约国就立法、政策和其他适当措施提供了权威指导,旨在于冲突和不稳定局势中保护、尊重和履行妇女人权。《公约》和其他人权条约代表着落实安理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决议的基石,因为决议所表达的关切都在《公约》的实质性条款中找到对应内容。

专题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