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专家表示,过度使用生物医学干预措施忽视了人类精神复杂性


2020年5月7日,在法国巴黎采取2019冠状病毒病封锁措施期间,一名艺术治疗师与一名年轻的自闭症男子进行互动,该男子被收容在一家日间精神病院。©Loic VENANCE/法新社

“全球精神健康现状常常是遵循所谓的‘不是疯子就是坏的方法,不仅凌驾于人权之上,还为广泛采取的强制手段辩解,例如试图防范出现‘危险’行为或未经同意就提供‘在医学上被视为必要’的治疗。”

普拉斯向人权理事会提交其任期内的最后一份报告。

普拉斯认为,用占据主导的生物医学模式来解释精神痛苦,造成了过度医疗化和强制机构收容,而忽略了加剧精神痛苦表现的社会、政治或生存环境。

他赞赏了对精神类药物认识方面取得的进展,但同时也应认识到此类药物作用有限,其药效与治疗生理疾病的必须药物没有可比性。普拉斯表示:“不幸的是,精神类药物的副作用及其相关危害在已发表的文献中被低估了,而其益处却被夸大了。

这经常导致生物医学干预措施的过度诊断和过度使用,从而无法理解人类在社会中所处的复杂环境,并暗示有简单机械化的解决方案来应对精神困扰。”

过度医疗留下的后遗症反映出人们不愿意严肃地解决人类痛苦,并且对每个人在生活中所经历的情绪多样性产生了不容忍的态度。

普拉斯进一步假定,当前的生物医学模型可能会使强制手段合法化和巩固针对被边缘化群体(例如残疾人、生活贫困的人、吸毒者、老年人以及儿童和青少年)的歧视。

普拉斯列举了基于人权的精神健康护理方法的主要原则,即“首先是尊严和自主权,其次是社会包容、参与、平等、不歧视、为提升可接受和优质的应对措施而采取的多样性护理,以及精神健康决定性因素的重要性。”

普拉斯还指出,收容机构内的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表明,收容机构已成为2019冠状病毒病的高发地,精神病院、疗养院和拘留所中的人们成为了易感人群。

普拉斯补充道:“大流行病为全球社会拿出政治意愿,逐渐远离精神健康护理的医学治疗化和强制机构收容提供了独有的契机”,他呼吁最终淘汰封闭式的精神健康收容机构,此类机构所代表的正是社会排斥、权能剥夺、污名化和歧视等历史后遗症。

2020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