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 - 一般性建议1

  • 凡是尚未加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两项《任择议定书》的国家应当签署和批准或加入各项法律文书。在国家法律中应将酷刑列为并规定为最严重的特殊犯罪。为凡是法律未给予主管部门以起诉和惩处酷刑行为管辖权的国家,无论犯罪地点为何处,亦无论行为人或受害人是何国籍(普遍管辖权),均应该把颁布这类法律列为优先事项;

  • 各国应当签署、批准或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便依照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行的定义对酷刑行为人绳之以法;

  • 凡规定实行体罚,包括为惩罚犯罪行为实行极端惩戒或惩戒性处罚的立法均应废除。尤其是,各国应采取适当的立法及其他措施,包括教育措施,以确保儿童的心身完整权在公私领域均受到很好的保护。应制定有效的法律、预防和保护性措施,以保护妇女不受各种形式的暴力侵犯,包括家庭和工作中的暴力和虐待的侵犯;

  • 一旦发生任何形式的酷刑,最高当局应当立即公开加以谴责。最高当局,尤其是负责司法行动的最高当局应当公开声明,犯下虐待罪行时捕人警官的负责人或拘留所的负责人应当对这种虐待罪行承担个人责任。为了执行这些建议,他们应当对以普遍存在这类虐待现象而闻名的警察局、审判前拘留所和监狱进行特别暗访。应当开展宣传活动,以便使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边缘化或弱势群体了解在他们被逮捕和被拘禁时应享的各项权利,特别是在落入执法人员手中受到虐待时提出申诉的权利;

  • 只能在官方拘留中心进行审问,应当立法废除维持秘密拘留所的做法。任何公职人员把人关押在秘密的和(或)非官方的拘留所,均属犯下应予惩罚的罪行。在非官方拘留所从被拘禁者收集的以及在官方拘留所进行审问期间未经被拘禁者确认的任何证据都不应当提交法院作为证据。除了当着法官或律师的面提出的供状以外,一个人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所提出的任何供状在法院均不具备证明价值,但有一个例外,即可作为制裁被控以非法手段获取供状的人的证据;

  • 定期检查拘留所,特别是作为定期访问制度的一部分,是防止酷刑而采取的最有效预防性措施之一。应当授权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可畅行无阻地进出拘留所,包括警察局拘留所、审前拘留中心、警卫房地、行政拘留地、医疗及心理机构所设拘留股和监狱,以便监测对被拘留者的待遇及其拘留条件。在进行检查时,应当让检查小组成员有机会私下同被拘留者交谈。检查小组应当公开发表调查报告。此外,还应设立官方机关来执行检查任务,这种小组由司法人员、执法人员、辩护律师和医生以及独立专家和民间社会的其他代表组成。应当让监察员、国家机关或人权机构进出所有拘留所,以便监测拘留条件。在提出要求时,应当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出拘留所。还应当让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监测机关进出照料老人、智障人员和孤儿的非刑事国有机构并授权它们为外国人(包括寻求庇护者和移民)开办中心;

  • 在单独监禁期间最经常施加酷刑。应当将单独监禁列为非法,应当将被单独监禁人士立即释放。应当妥善记录有关逮捕时间和逮捕地点的资料以及采取逮捕行动的执法人员的身份资料;还应当记录有关实际拘留到达拘留中心时的健康状况与最近的亲戚和律师联系的时间以及他们探访被拘留者的时间等类似资料。法律规定应当确保被拘留者有权在被拘留24 小时以内寻求法律咨询。根据《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应当让所有被逮捕或被拘留的人员了解其有权得到一位自己选定的律师或能够提供有效法律援助的国家委派的律师的协助。外籍人员通知领事或其他外交代表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应当对不遵守这种规定的警卫人员施以纪律惩戒。在例外情况下,如果认为立即接触被拘留者的律师可能引起真正的安全问题,如果经过司法程序核可对这种接触加以限制,应至少有可能允许他同一位独立的律师,例如律师协会推荐的律师会面。在所有情况下,应当在18 小时以内将逮捕和拘留地点通知被拘留者的一位亲属。在逮捕人时,应对他进行医疗检查,并定期进行医疗检查,在将他转往其他拘留地点时进行强迫检查。每次审问都必须确认所有出席人员。对所有审问过程都应加以记录,最好是录象,并将所有出席人员的身份资料列入记录。在法律程序中应排除从为作记录的审问取得的证据。蒙眼睛和戴头罩的做法经常使得检控酷刑罪行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这使得受害人无法确认施加酷刑的人。因此应禁止这种做法。将依法逮捕的人关押在审问人员或检查人员控制之下的设施内的时间不应超过法律规定取得审前拘禁司法授权令所允许的时间,无论如何不能超过48 小时。因此应把他们立即转移到不同管辖单位的审前拘留所,此后就不允许同审问人员或检查人员再次进行未加监督的接触。应当采取特别预防性措施,确保在所有转移期间,尤其从逮捕地点转移到第一个拘留所期间身心完整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

  • 行政居留经常使被居留者处于司法控制的范围以外。被行政居留的人应当有权享受与被刑事居留的人相同程度的保护待遇。同时,国家应考虑按照各种有关的国际标准,废除一切形式的行政居留;

  • 应当规定让所有被居留者具有向居留的合法性提出挑战的能力,例如通过人身保护令状或要求保护(行使)宪法权利的办法。应当使这类程序有效运作;

  • 各国应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囚犯对囚犯的暴力行为,方法是调查这类暴力报道,检控和惩罚应为此负责的人,向脆弱的个人提供有保护的羁押,勿使他们因超过需要保护的限度而在囚犯当中成为边缘人,勿使他们进一步处于受虐待的危险境地。培训方案应当考虑提高监狱公职人员的敏感度,重视采取有效步骤,以防止和补救囚犯对囚犯的虐待行为,并向他们提供这么做所需的手段。根据《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应当按照性别、年龄和指控/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将囚犯区分开来:初犯与重犯以及审前被拘留者与已判罪囚犯应当加以区分;

  • 在被居留者或亲属或律师提出酷刑控诉时,除非指控非常明显是毫无根据的,应立即进行调查,涉案公职人员在调查工作以及其后进行的任何法律或纪律程序有了结果以前应暂停执行任务。被告在接受审问期间提出酷刑或其他形式虐待的指控时,应当由检方承担举证责任,无可怀疑地证明他不是利用非法手段,包括酷刑和类似的虐待行为取得供词。还应当严肃考虑为酷刑和类似虐待事件见证人设立保护见证人方案,必须把范围扩大到全面包括有犯罪前科的人士。如果囚犯目前处于危险境地,必须把他们转移到另一个拘留所,并采取特殊措施以保护他们的安全。对于指控经确定为是有根据的,应当向受害人或亲属支付补偿。对于在拘押期间或释放不久就死亡的所有案件,应当由司法机构或其他公正机构进行调查。对于有可信的证据证明应为酷刑或严重虐待行为负责的人应加以审判,如果有罪,应给予惩罚。对于豁免应为酷刑负责的罪犯的法律条款,例如大赦法(包括依凭民族和解或巩固民主与和平的法律)、赦免法等等,应予废除。如果酷刑是在官方的居留所发生的,应当给予该所的公职负责人以纪律惩罚或处罚。不应当利用军事法庭来审判被控施加酷刑的人。应当设立独立的国家机构,例如掌握调查和(或)检控权力的全国委员会或监察员来受理和调查申诉案件。应当立即处理关于酷刑的控诉,并由与负责调查或检控指称的受害人一方毫无联系的独立机构进行调查。此外,法医医务应当由司法或其他独立机构来领导,不能由同一政府机构,例如警察系统和监狱系统来领导。公家法医医务不能在供司法用途的专家法医证据方面居垄断地位。在这方面,应当以有效调查和记录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原则为指导,并作为防止酷刑的有用工具;

  • 应颁布立法确保酷刑受害者得到补救以及公正和适当的赔偿金,其中包括得到尽可能全面的康复。应按侵犯行为及所受身心损害的严重程度给予适当、有效和及时的赔偿,其中应包括以下内容:恢复原状、赔偿金、康复(包括医疗和心理保健以及法律和社会服务)、赔偿以及保证不再重犯。此种立法还应当规定对遭受暴力或创伤的受害者给予特别考虑和照顾,以防其在专为伸张正义和作出赔偿而进行的法律和行政程序中再受创伤;

  • 应当向警察和警卫人员开办培训班和提供培训手册,在提出要求时由联合国咨询服务和人权领域技术合作方案提供援助。应当让警卫人员和执法人员了解: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执法人员行为守则、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以及囚犯待遇基本原则的有关规定,并将这些文书翻译成相关国家的语文。在培训过程中,应特别强调禁止酷刑的原则是绝对的和不可减损的,有责任不服从上级关于施加酷刑的命令。各国政府应当将它们核可的国际标准切实转化为国家保证,并使执法人员熟悉国家即将采用的规则。在诉诸限制办法和器具以及惩罚措施时,尤其应当注意《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及其他国际标准,在这一方面,应当废除长期单独监禁,因为这等于酷刑;

  • 应当让保健部门的工作人员了解与保健工作人员,特别是医生有关的医疗道德原则,从而保护被居留者和囚犯不受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各国政府和专业医疗协会应当采取严格措施来对付在酷刑行为中发挥直接或间接作用的医务人员。这类禁止范围应当扩大到包括检查被居留者以确定他们“是否适合接受审问”和涉及虐待或酷刑的程序,医治受虐待的被居留者,使他们能够再次忍受虐待。在其他情况下,对于拒不提供适当医疗的医务人员,应予制裁;

  • 国家立法规定和做法应反映《禁止酷刑公约》第3 条中所阐述的原则,即“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则不得将该人驱逐、遣返或引渡至该国。这一不遣返的原则在所有情况下都必须坚持,而无论所涉的人是否犯罪,以及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与性质如何。确定庇护的程序应尤其注意避免庇护申请人再受创伤。


[1] 根据经费供应情况,可能不止一个人向特别报告员提供支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