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五问：“不是你发起行动，而是行动找到了你。”

齐坎麦·贝雷（Dzikamai Bere）是津巴布韦人权协会（Zimbabwe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ZimRights）的国家主任，这是津巴布韦独立后最早成立且规模最大的土著人权倡导组织。该协会于1992年成立，目前拥有超过25万名致力于捍卫结社和集会自由的成员。贝雷起初在司法机关工作，但很快就将职业生涯转向了社会行动，因为他坚信持久的变革要从地方社群开始。在人权办的不定期系列访谈“人权五问”中，他回答了关于成为活动家以及人权对社群的助益等五个问题。

1.是什么具体时刻或经历让你决定要从事这项工作，并让你意识到这件事如果你不做就没有其他人会做？

这是一段历程。正如我常说的，不是你发起行动，而是行动找到了你。面对不公正现象，在你做出回应的那一刻，就会发现自己成为了一名活动家。

如果回顾我的经历，这可以一直追溯到我的少年时期。我第一次与不公正现象对抗是在中学时，我看到一名学校员工辱骂女同事。我当场站了出来，那时我还很年轻，不成熟，也不圆滑。因为这种发声，我所处的体制像往常一样对我进行了打压。我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转眼到了大学：我被任命为《校报》这一学生杂志的特别项目编辑，在那里我开始组织活动，与同学们交流不满。

直到2008年进入司法机关成为裁判官，我才结束了在杂志的工作。那个时候，司法人员面临着严重恶化的条件。于是，裁判官和检察官们决定罢工。我也加入了挺身而出争取权利的队伍。那场运动让我不禁思考：我想做的到底是成为司法官员还是别的什么？

出于这样的想法，2008年2月，我辞去裁判官的职务，加入了民间社会，开始为人权而抗争。我觉得自己需要更靠近实地，到能够采取行动和公开发声的地方去。我在司法机关工作时也一直敢于畅所欲言，坚持用笔名写作，到各地组织活动，但辞职之后，我体会到了全新的自由，可以公开发言并真心诚意地采取行动。

2.你是否怀疑过自己的人权工作之路？又是如何克服这些疑虑的？

一开始，在加入人权协会之前，我在津巴布韦的人权非政府组织论坛工作，后来我得知人权协会是一场人民运动，但它正面临困境，这促使我有了前面提到的思考。

我们就如何重振协会进行了对话，我也从中意识到人权工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天职。但从事这项工作需要付出高昂的个人代价。作为一名年轻的活动家，你可能十分享受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但同时也必须警惕那些会破坏工作热情的因素，例如经济因素。回过头来问问自己：这份工作能让我维持生计吗？很多时候，答案都是否定的。

至于我如何能够克服这一问题，因为我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家人们一直和我站在一起并对我说：“你能做到。”另外，我也很幸运还有其他形式的收入，使我当时能够做出这一重大牺牲。

第二层支助来自社群中的同伴和导师。随着镇压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的行动也必须不断发展和复杂化，这样才能对抗权力系统并将权力转移到人民手中。没有导师的指导，你无法坚持下去。压力有时的确会让人意志消沉。

3.你认为国际社会——例如联合国等组织——在支助人权维护者方面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这场抗争包含两个层面。我们协会的愿景是建立一个由社群积极牵头创建并维持人权文化的社会。其中的关键是社群领导，也就是亲身经历过侵犯行为的人们。但这些人光凭自身无法独自做到这一点，因此国际团结非常重要。

引用我们一位同事的话来说：国际团结是小人物的货币，小人物无法掌握武器或大公司的资金，只能依靠团结来对抗强大的制度。

我们也知道，如果有足够数量的人共同抗争，作为权利主要责任者的政治家们就会做出反应。国际社会的作用就在于此。

4.能否介绍一个你目前正在参与的具体案例或项目以及它对社群的重要性？

我们目前正在开展一项名为“保护脆弱社群运动”（Protection of Vulnerable Communities campaign）的活动。

这项活动背后有着一个十分悲伤的故事。2022年的时候，我们去了位于卡里巴农村的一个社区，那里居住着少数民族巴通加人（BaTonga）。上世纪50年代前后，国家为了向该地区提供水电开始修建卡里巴大坝，但这个规模巨大的地区项目也导致了巴通加人的流离失所。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直到2023年6月，（这个社区）也没有通电。卡里巴地区历来存在能源贫困问题，而巴通加人的祖先为了同胞能用上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还只是众多脆弱社群的案例之一。

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发起了“保护脆弱社群运动”。在初步工作阶段，我们曾呼吁政府关注这些社群的困境。这些呼吁也取得了一些象征性成果，例如政府为社区诊所接通了电力，这当然令我们感到高兴。但这些社群的大部分人仍然用不上电。

目前，我们正在推动废除可能加剧脆弱社群边缘化的法律，例如《公共用地法》和《盲流法》。我们的愿景是看到津巴布韦有朝一日能够出台《脆弱社群保护法》。这首先需要废除不断将脆弱社群文化边缘化的现行法律，其次要建立新的法律框架，让我们能够作为一个社群真正地去解决造成边缘化问题的根源，而不是仅仅对此加以谴责。

5.在你的人权工作中，是否有过看似微小但却对个人或社群产生重大影响的胜利？

2023年4月12日，我们发布了《人民人权宣言》，这是协会“将权力转移给人民”战略的一部分。我们在与协会成员的交谈中了解到，本应增强国内脆弱社群权能的选举实际产生的反而是削弱性影响。

分析之后，我们确定了三种需要破除的权力形式。

首先是贿赂文化，政客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来到某个社区、分发好处、获得选票，回去之后就把社群忘得一干二净。

其次就是我们所说的崇拜主义，它让选举更像是一场选美比赛。对候选人来说，重要的不再是主张，而是身份和形象。政客们依靠自吹自擂获得选票，然后就将社群抛在脑后。

最后是暴力，政客们使用暴力在社群中制造恐慌，大家就会蜂拥而至为其投票。

我们认为，不能再任由政客们自认为了解社群的需求，然后带着毫无诚意的政治纲领来到社区内敷衍了事。

我们制定了十条重要优先事项清单，也就是《人民人权宣言》中提到的内容。这样，政客们再来时便不是由其对社群说“这是你们想要的，那是我们准备给你们的”，而是社群对政客说“来，坐下，保持安静，我们会告诉你们我们想要什么”。除此之外，社群成员还要求政治家们签订承诺书。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六个党派都已签署了这份宣言，协会（成员）今后就可以通过这份文书在选举后追究领导人的责任。